（三）

“軍人在戰場上用槍拿不回來的東西，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談判桌上用嘴拿回來。”

對于一支軍隊來講，只有真正具備打贏能力，才能懾有效果、談有砝碼、打有本錢，以不變應萬變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反之，軍事實力弱，戰斗力不強，不僅會受人欺辱，而且戰爭最終還會被強加到自己頭上。

習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，強調最多的，就是要求軍隊能打仗、打勝仗，并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度，鮮明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這一重要戰略思想。

強軍目標的核心是能打仗、打勝仗，強軍目標之“強”，說到底是打贏能力強，是戰斗力強。戰斗力始終是軍隊興衰成敗的最終決定力量，戰斗力標準始終是衡量部隊建設的硬性標準。戰斗力標準的高度和硬度，決定強軍之路的寬度和厚度。戰斗力標準起點高、落點實、要求嚴，強軍之路就能開拓得更寬、更廣、更長。

當前，我國正處在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，軍事力量在國家戰略全局中的作用越來越大，國家安全和發展對軍隊的依存度越來越高，國家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軍隊的強弱、戰場的勝敗緊密聯系在一起。一旦發生戰爭，軍隊必須能決戰決勝。如果軍隊在戰場上打不贏，那是要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的。

然而，“兩個不相適應”“兩個差距很大”“兩個能力不夠”的問題，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。能打仗、打勝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項，是最致命的短板，最要命的弱項。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，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，能不能拉得上去、打勝仗，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打仗、指揮打仗？這“三個能不能”如黃鐘大呂，振聾發聵，是當代革命軍人必須直面的“時代之問”，更是軍隊建設發展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。

（四）

法定而事遂，本立而功成。

商周時期，周武王提出：“王者舉兵，三軍器用，攻守之具，科品眾寡，豈有法乎？”對這個關于“法（標準）”的提問，姜太公作出了“攻守之具，各有科品，此兵之大威也”的回答，說明治軍打仗不僅有標準，而且這些標準直接關系到部隊的威力發揮。古今中外，戰爭形態有不同，軍隊性質有區別，但一部世界軍事史說明，堅持“按標準辦事”，軍隊才有戰斗力，才能打勝仗。

習主席把握天下大勢，縱觀時代風云，著眼戰略全局，要求全軍“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，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設、抓準備，確保部隊召之即來、來之能戰、戰之必勝”，強調“軍隊建設各項工作，如果離開戰斗力標準，就失去其根本意義和根本價值”。這些重要論述，把戰斗力標準的權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，把戰斗力標準的實踐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，標志著我們黨對軍隊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，標志著我軍對軍事實踐活動的探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。

“唯一的”“根本的”這個雙重定語，就像一條經線和緯線，標定出戰斗力建設在強軍興軍征程中的歷史方位；就像一條橫軸和縱軸，確立起戰斗力標準這個衡量部隊一切工作的時代坐標。

作為根本標準的唯一性，意味著軍事領域的一切活動，包括軍隊革命化、現代化、正規化各方面建設，軍事、政治、后勤、裝備各方面工作，具體標準可以有所不同，但共同的根本標準只有一個，即戰斗力。作為唯一標準的根本性，就是說在軍事領域各項活動中，戰斗力這個貫通和總攬全局的唯一標準帶有基礎性和支配性，是管根本、管方向的。如果把“唯一”當“之一”、視“根本”為“基本”，各種土標準、潛標準、偽標準就會滋生蔓延，戰斗力建設的大廈就會搖搖欲墜。

戰斗力標準既是軍事標準，更是政治標準。聽黨指揮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，而是要通過能打勝仗具體體現；踐行宗旨也不是一個空泛的政治表態，而是要通過提供堅強安全保障充分彰顯。

戰斗力標準既是工作標準，更是戰斗標準。盡管我軍的歷史方位發生變化，但戰斗隊職能始終沒有變；盡管我軍的使命任務不斷拓展，但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始終是最重要的責任。“對于這一點，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”。

戰斗力標準既是作風標準，更是能力標準。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，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。一旦有事，軍隊不僅要豁得出去，還要頂得上去；不僅要敢于亮劍，還要決戰決勝；不僅要讓人民愛，還要讓敵人怕。

“感覺到了的東西，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，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”。

那種認為打仗就是打軍事，政治教育、文化工作等與戰斗力標準關系不大的觀點，是一種“單純軍事”觀點，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狹隘了。那種認為戰斗力標準可重可輕、可硬可軟，甚至用某個領域、某個方面的標準取代戰斗力標準的觀念，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泛化了。那種對“米秒環”戀戀不舍、對“跑跳投”念念不忘、對“鐵流滾滾”津津樂道的心態，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滯后了。澄清這些模糊認識，糾正這些錯誤理解，戰斗力標準才能成為引領部隊發展的“風向標”、統一行動號令的“指揮棒”、檢驗工作成效的“試金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