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，是清代張集馨的自編年譜。年譜從1歲開始，止于61歲，逐年排比作者一生所經歷的瑣事與重大事件，對當時的政治、軍事、社會動亂等方面的情況均有涉及。

　　作者翰林出身，文筆是沒得說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受道光帝“特簡”外放后，在山西、福建、陜西、四川、河南、江西等地，任地方官30多年，見聞廣博，諳于官場，所以這些記載生動詳實，是封建官場難得的第一手資料。作者通過這些記述告訴人們，當時的清朝統治體系已完全腐朽，官吏大多貪婪而又兇暴，顢頇無能，縱情享樂，朝廷已岌岌可危，官員卻毫無收斂。這些記錄和見聞，或是作者親身經歷，或為當事人口述，真實地反映了官場上的各種陳規陋俗、弊政丑態。

　　比如，迎送應酬。道光25年，張集馨被任命為陜西糧道。西安地處交通要道。那時，西藏、新疆多事，朝廷派往西部的官員都從這里經過。接待過客的事，都由糧道承辦，“大宴會無月無之，小應酬則無日無之。”如十天半月，幸無過客滋擾，又得約請同僚小集，“不如是不足以聯友誼也”。每次宴集，都要傳戲兩班，上席五桌，中席十四桌。上席必燕窩燒烤，中席亦魚翅海參。西安雖活魚難得，但上席五桌斷不能少。其他如白鱔、鹿尾，皆貴重難得之物，亦必設法購求，否則就會有人說他的壞話。通計每年應酬所花費的，總數在五萬金上下。張在寫給他朋友的信中說：“終日送往迎來，聽戲宴會，有識者恥之。”

　　這些官員酒后失態，大呼小叫，村言俚語，足點手拍，不成樣子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些邊關守將，醉后“兩眼麻沙，雙趺彳亍，踉蹌酩酊，或睡或欹，昏黃落日，莫辨旗槍”，營制日見敗壞，兵士亦無懼心。張不無憂慮地說：“其自損威重者尚小，其關系武備者則大也。”

　　再比如，饋送禮品。那時京官相對貧窮，外官相對富裕，京官“專以咀嚼外官為事”。每遇督撫司道進京，邀請宴會，殆無虛日。臨行時還得分其厚薄各家留別，就是挨著門一家一家送禮。送的人力量已盡，而受的人愿望未足。即使十分周到，也總有惡言。甚至漠不相識、絕不相關的人，或拿著帖子邀請，或寫信請求幫助，就是變相的要錢要物。雖“怒其無因，憫其無賴”，也不得不小加點染。還有名目繁多的所謂別敬、炭敬、瓜敬等等。張集馨說他每次出京留別，花費都在萬金以上。是以“外官以進京為畏途，而京官總以外官為封殖”。

　　“京師重拜客，酬答有成例。”這些還都是被視為“人之常情”的。至于賣官鬻爵、政由賄成，其數額更加驚人。張集馨所描述的“一堂鬼蜮，暗無天日”“丑聲載道，民怨如仇”，絕非虛言。

　　更要命的是，在清王朝內憂外患、“天國”封閉的大門被侵略者的炮火轟開之際，作為“國家萬里長城”的軍隊卻全面腐化，徹底喪失戰斗能力，營制與軍紀的敗壞，也達到空前的程度。官兵俱尚浮靡，相率效尤，“善于避賊，長于虐民”，抽煙狎妓，聽戲宴會，無日無之，無所不為。樂斌作為一省的總督，內則管不住數口之家，在外卻威風十足。書中說他“除酒飲征逐外，一無所知；軍旅之事，更未經過”，完全是一個大草包。

　　再看裝備和訓練，更讓人倒吸一口涼氣。道光咸豐時期，威脅主要來自海上，福建地處東海前線。督署下轄千人兵丁，抬槍（即炮）約有十余桿，鳥槍不足百桿，其余的只有“短棍鐵叉，藤牌數面”。而那時的侵略者，已是船堅炮利的先進裝備了。清軍的訓練，則“各項雜技操畢，復打連環數聲，吹擂而退”。張集馨說，這樣的訓練，不但臨敵無用，即以操演論，亦復如同兒戲。這樣的軍隊，能不能打仗、能不能打贏，何用多說？

　　官場陋習，無代無之；愈到末代，其演愈烈。非有大擔當者出來著意整頓一番，最后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趨向滅亡。作者說，這些官場劣習，“事極繁瑣，本不足道”，他之所以要把這些寫下來，就是讓人們明白“奢靡之始、危亡之漸”的道理。清代末期的弊政，就像一面鏡子，今天拿起來照一照，更能堅定我們革除積弊的信心與決心。（田之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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